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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美国是怎样走上大规模监听之路的？
鲁传颖：众所周知，在“9·11”之后，美国政府制定了《爱国者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的情报机构可以在未经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对国内民众的个人信息进行秘密采集，这包括电话的信息、网络的信息以及金融交易的信息。虽然说这些情报的收集是打着“反恐”和国家安全的名义，但后来根据斯诺登的爆料，我们了解到美国政府所收集情报的范围、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国家安全和反恐的需求，对公众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在斯诺登事件之后，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反对政府大规模收集网络信息的浪潮，要求政府对《爱国者法案》等涉及到监听法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新华网：美国政府展开大规模监听的目的是什么？
鲁传颖：美国政府对包括盟友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长期的网络监听，主要还是要维护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霸权，进而去支持美国在实际的物理世界的霸权。大规模的网络情报监听可以增加美国在决策时的战略优势，可以掌握其他国家内部的脆弱性，谋取在跟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的战略优势。通过这些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包括内政外交，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控制这些国家。所以，美国是高度重视网络情报收集的。
新华网：美国通过什么手段和方式进行网络监控？
鲁传颖：手段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知道包括像“棱镜计划”“伴侣计划”“肌肉发达”等一系列的称呼都是针对美国政府开展的情报收集。它监听的内容也是非常广泛，包括我们常用的电子邮件、电话记录、通讯录、社交网络信息，甚至是包括手机定位信息，都是它收集的范围。它监听对象的覆盖面也极其广泛，既有外国的领导人，也有外国的民众、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国际组织。
新华网：美国肆无忌惮地监听全球、扰乱世界，带来了哪些危害？
鲁传颖：毫无疑问，美国开展的大规模网络监听，对全球各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网民的个人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侵犯，而且严重破坏了国际社会在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数据安全方面的努力。美国为了坚持自己开展网络监听行动的自由，不愿意接受任何有约束力的国际条款，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网络安全全球性规则进行了长期抵制。此外，这种行为还破坏了全球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
新华网：有关国家采取了哪些防范和反制措施？
鲁传颖：目前，针对美国的这种霸权行径，包括中国、俄罗斯、欧盟、东盟在内，都加强了对自身网络主权的维护，共同抵御美国的网络霸权行径。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面向全球发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这个倡议有助于抵御美国开展的网络情报收集，也得到了全球各国的拥护。我们看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国与中亚五国先后以《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蓝本，开展了更进一步的合作，这为全球网络空间的发展与和平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也是有力抵制美国网络霸权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