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广为流传的“美国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还能应验吗？过去一个多世纪，美国先后经历大萧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苏冷战等内政外交上的重大冲击，发生过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治对立，但最后都得以克服挑战，走出雷区。二战期间，美国从危机中实现由一般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引导美国经济复苏、彻底走出越战泥潭；美国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制度竞赛”中以胜利者姿态走出冷战。凡此种种，使美国舆论中逐渐形成一种关于“美国具有独特制度优势”的叙事框架。这种叙事还漂洋过海被其他地方一些人接受和认可。面对近年来美国内部不断强化的政治对立，不少外部观察者就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出现“政治衰败”，美国的纠错机制和制度修复能力将会使其再次渡过难关。

这种“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是指对自身的错误选择做出纠正并进行相关制度革新的能力。是否只有美国才具有这样的国家能力呢？显然不是。只要一个国家长时间连续存在，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危机性事态，也通常都会表现出一定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然而，美国政治语境中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并不等同于其他国家的类似能力。它所标榜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美国的这种能力根植于所谓“美国特性”，是以其宪政体系、民主和法治制度、权力制衡机制等密切相关的一种能力生成，这是美国“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

因此，所谓“能力”说辞的背后，心思仍是政治，通过这种话语构建，可以起到激发美国人自豪感、凝聚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作用。从实践与思想的关系来论，美国“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论，是对美国取得和维持“世界第一”地位的一种事后解释和神话，但实际却并不一定如此，比如19世纪60年代，美国为何就没表现出“制度优越性”、阻止那场残酷的内战发生呢？

以往美国表现出的制度纠错能力，其实存在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自建国以来直至本世纪初，美国以精英共和与选举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系，一直是以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及其后代占人口绝大多数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流地位为前提，并没真正碰到种族构成和文化、信仰上的挑战。另一个是自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长期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及其财富积累为就业和实施广泛的福利创造良好条件，有利于化解不同人群间的利益冲突，为政治契约在更多人群中的扩展提供有力支持。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选举权普及，20世纪上半叶“大萧条”发生后时任总统罗斯福推进的新政举措，20世纪60年代时任总统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构想，都以美国实现了工业化为前提，它使一些尖锐的政治对立能够通过“利益均沾”短暂化解。

以白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和以新教为主的宗教与文化体系，保证了以往的“美国人”大体来说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及由此而来的分利安排，保证了以往的“美国人”大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情感和利益上的相关性，才使以往的“美国人”大体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是美国过去表现出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的主要基础。但这些基础，如今已经走向坍塌。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告别演讲中说，“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来到美国的新人群，其中很多人说的不再是英语，不再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体系为圭臬，与传统“美国人”的共同情感也日益淡薄。美国的人口结构进入新世纪以来已发生巨大变化，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虽然传统白人在55岁以上美国人中仍占70%左右，但在18至34岁美国人中仅占一半，在未成年人中更是已经低于50%。更关键的，新来移民和新增人口中新教信仰者占比日益减少，其他信众及非英语人口占比不断增大，人口结构及文化信仰上的变化，已经超出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时的边界。这也正是美国已故政治学者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的忧虑。

与此同时，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一度由其主导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逐渐丧失以往在经济、科技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碾压性优势，不再是全球最大工业化国家，而是成了最大虚拟经济体，这不仅使其霸权体系难以维继，还倒灌为内政问题，改变了美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随着经济不平等加剧、不同阶层和地区之间利益关联性减弱，美国今天已无法做到在公民之间“利益均沾”。在共同情感和共同利益都严重弱化、国家认同和国内治理面临重大挑战的情况下，美国想再通过所谓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来化解挑战已是难上加难。（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